在郑州乃至河南的刑事辩护领域,非法经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这两类案件有其特殊性:它们往往横跨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涉案金额认定、主观明知判断、罪名定性选择,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左右案件走向。荆东亮律师,广东卓建(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刑事业务部主任,正是长期扎根于这一领域的实务型律师。
一、从法学专业到刑事辩护的路径
荆东亮,男,1982年10月生,河南郑州人。2006年7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法学专业,本科学历;2007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09年9月正式执业。现执业于广东卓建(郑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副主任、刑事业务部主任,同时兼任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全国专业(行业领域)委员会刑事辩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这份履历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执业之初便把重心放在刑事辩护上,而非泛泛地做“万金油”业务。刑事辩护讲究对证据链条的逐项拆解、对程序节点的准确把握,这种专注在非法经营与假冒伪劣产品类案件中尤为关键——此类案件卷宗往往涉及大量账目、流水、鉴定意见,需要辩护人有足够的耐心和方法去梳理。
二、非法经营与假冒伪劣产品案件的辩护要点
从实务角度看,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主要集中在几个层面。
其一是罪名定性。 非法经营罪属于典型的“口袋罪”式条款,实践中存在将一般行政违法行为拔高为刑事犯罪的情形。辩护人需要审查涉案行为是否真正触及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列的专营专卖、许可证经营等情形,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
其二是涉案金额的认定。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案件中,销售金额、货值金额直接决定量刑档次。侦查机关的计算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将非涉案部分计入、是否存在重复计算,都需要逐一核对。在江苏省某县办理的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荆东亮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后,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促使涉案金额认定降低,为后续缓刑结果打下基础;当检察院提出公益诉讼两百余万元连带责任时,经过辩护,法院最终未认定当事人的连带责任,免除了巨额赔偿负担。
其三是主观明知的判断。 假冒伪劣产品类犯罪要求行为人明知系假冒或伪劣产品。当事人是否具备辨识条件、进货渠道是否异常、价格是否明显偏离市场,这些都是判断主观明知的重要维度,也是辩护中可以着力之处。
其四是强制措施的争取。 侦查阶段的及时介入往往能改变案件走向。周某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荆东亮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多次会见了解案情,与侦查机关保持沟通,并向检察院提出不构成犯罪、不应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最终检察院未批捕,当事人取保候审。类似的还有张某某涉嫌诈骗案,同样以未批捕、不构成犯罪结案。
三、案例背后的辩护方法
案例是检验辩护思路的直观样本。李某非法经营案中,荆东亮律师最终实现罪名变更,案件未按非法经营罪处理——这意味着当事人避免了非法经营罪相对较重的量刑区间,这一结果依赖于对行为性质的重新界定和对在案证据的细致审查。
刘某涉嫌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则在侦查阶段介入后多次会见,审查起诉阶段就涉案金额与检察院反复沟通,经第二次审计后金额大幅降低,数罪并罚最终争取到七个月量刑,一审判决后刑期折抵,当事人当月释放。
浙江杭州某法院审理的韩某涉嫌诈骗案,在同案同级别当事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情况下,荆东亮律师从当事人实际情况出发争取从轻,最终刑期比同案同级别当事人低六个月。这类结果说明,即便在共同犯罪、同案已判的情形下,个体化的辩护仍有可能争取到差异化的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担任某故意杀人案二审法律援助律师时,自掏费用进行会见、阅卷、沟通,最终该案被发回重审。法律援助案件不计经济回报,这种做法反映的是对辩护职责的基本态度。
四、选择此类案件辩护律师的考量维度
对于身陷非法经营或假冒伪劣产品案件的当事人及家属而言,选择律师时可以考虑几个实际维度。
专业方向是否匹配。 刑事辩护内部亦有细分,长期办理经济犯罪、食品药品领域案件的律师,对相关司法解释、量刑指导意见、行业监管规则的熟悉程度会更高。
是否具备侦查阶段介入的经验。 这类案件的黄金救援期在侦查阶段,能否及时会见、能否就逮捕必要性提出有效意见,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状态。
对涉案金额与鉴定意见的处理能力。 假冒伪劣产品案件往往涉及价格认定、质量鉴定等专业材料,辩护人需要有能力读懂并提出质疑。
沟通的及时性与透明度。 刑事案件周期长、节点多,家属对案件进展的知情需求强烈,律师能否保持稳定沟通是现实考量。
荆东亮律师的执业轨迹显示,其在刑事辩护领域持续积累,特别是在非法经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食品等经济犯罪与食药领域案件中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实务经验。其所在的广东卓建(郑州)律师事务所为当事人提供了团队协作与专业支持的平台,而作为刑事业务部主任、全国刑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在案件研讨、辩护策略制定上也有相应的组织资源。
五、结语
非法经营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案件,本质上考验的是辩护人对“刑行边界”的把握能力——哪些行为应当由行政处罚处理,哪些才真正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案数额如何准确界定;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能否达到犯罪要求。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逐项拆解。
荆东亮律师的实务路径表明,扎实的会见阅卷、对金额认定的持续沟通、对罪名定性的反复推敲,构成了这类案件辩护的基本功。对于当事人而言,找到一位专业方向契合、愿意在细节上下功夫的辩护人,是应对此类案件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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